参见：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时间粗分为中国传统建筑与中国现代建筑，两者以鸦片战争为时间点。
先秦
编辑
主条目：中国古代建筑
夏、商、周三代的建筑研究多以古籍，文字学，考古遗址等作为传统建筑研究史料。商代至汉朝之资料，大多来自于考古遗址，墓室，画像石，画像砖及器物上绘画等。周代建筑实物已无留存，虽发现一些遗存基址，但上部构造和外观仍不甚明了。了解周代建筑形象仅有的资料是当时的铜器、漆器中的仿建筑部分，或铸造、镌刻在这些器物上的建筑的局部图象。周代建筑以高台及长城为特色，高台建筑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以高大的夯土台为基础和核心，在夯土版筑的台上层层建屋，木构架紧密依附夯土台而形成土木混合的结构体系。长城是为保卫自身领土、及抵御游牧部落侵袭而修筑的军事工程，中国的长城始建于周代。
西周建筑
编辑
参见：宋墩遗址、灵台、琉璃河遗址和炭河里遗址
西周铜器建筑图像，已知最早一件表现建筑的铜器是夨令簋，约铸于西周成王、康王时期。器座四角有四柱，柱头有栌头,栌斗间有横楣,楣上有矮柱。另在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一件蹲兽方鬲，约铸于西周中期。器下作屋形，前有双扇门，门扇框架呈日字形，上下镶版。门上下用连楹和门枕固定在门楣、门槛上。屋的左、右、后三面有田字格窗。传世的还有一件方鬲，同前者相似，但屋有前廊，廊外缘有田字格栏杆。这些虽不是建筑全部形象，但可看出西周建筑的某些风貌。
春秋建筑
编辑
参见：临淄齐国故城、芍陂、启封故城、越王城遗址、淹城遗址、番国故城遗址和章华台春秋时,各国兴建了大量城市和宫室。宫室都属台榭式建筑,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倚台逐层建木构房屋,借助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单层房屋形成类似多层大型建筑的外观,以满足统治者的侈欲和防卫要求。此后的战国时出现了更多的城邑、宫室。战国都城一般都有大小二城,大城又称郭,是居民区,其内为封闭的闾里和集中的市;小城是宫城,建有大量的台榭。此时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盖,晚期开始出现陶制的栏杆和排水管等。
临淄齐国故城三号排水口遗址
山东省临淄县郎家庄春秋时代墓葬出土的漆器残片，中画圆形，四面画四座建筑，柱顶上有栱,承托脊檩。窗仍为井字格，但另加小格。这种四室相背的建筑可能和台榭建筑有关。
战国建筑
编辑
参见：大梁城、下菰城遗址、赵邯郸故城、三户城 (河南省)、五尺道、郑国渠、郑韩故城、魏长城遗址、鸿沟和燕下都遗址
战国铜器上刻镂或模铸的建筑图象，以河南省辉县出土的铜鉴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燕乐纹铜杯较重要。辉县铜鉴上表现有魏国贵族狩猎和献禽于庙、社的内容。其中刻的一座大建筑，左右列钟磬，可能是宗庙。图中器皿均画成剖面图，建筑上刻画出梁枋断面和人在室内的活动，看来也是剖面图。建筑底层中央是土台，四周有单坡的廊庑。二层在土台顶上为心室，立中心柱（古称“都柱”），外加辅柱，承三层楼板；心室四周也有廊庑，其外有挑出的平坐，周以栏杆，用小柱支在下层廊顶上。三层中心有心室，四面有四堂，上为四阿屋顶。顶层四周也挑出平坐。整座建筑是建在高一层的土台上的三层台榭建筑，各柱头上都画有斗栱。山西省长治市和南京市六合区出土的两件战国铜匜上所刻建筑，与辉县铜鉴基本相同，都是二层或三层台榭建筑的剖面图。
战国燕乐纹铜杯上錾有三座建筑图形，其中两座建在高一层的台子上，台四周有女墙，女墙下有登台的磴道,上有人物捧食器登上磴道。台上建筑均为单层,柱有纹饰，柱头有栌斗。从建筑物的地面、屋面画矩形方格和女墙悬浮于磴道之上这些情况来看，也是剖面图。它表现的是一座高台，壁上有门洞，洞内为磴道，从台面所留井口处登台。台顶建筑四周为坡顶，画出瓦垄，中间平的部分画矩形格，可能是表示铺几层土坯的平屋顶。
燕下都遗址出土瓦当
燕下都遗址出土瓦当
春秋建筑用装饰性釭 河南永城出土
闽越国冶城的瓦当
汉代以后
编辑
汉代至唐代，由于疆域扩大，与唐代佛教的影响，除了有存留之实体建筑可供研究外，石窟结构与彩绘也成为研究题材。唐至宋代以后，除了实体建筑存留者多外，亦有纪录文本可供参考，为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实体材料最丰富的时间点。
唐代建筑
编辑
主条目：唐代建筑
崇圣寺三塔
唐代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皆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宫殿、苑囿、官署，且建筑布局也更加规范合理。其中长安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城市，其规划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城内的大明宫更是雄伟。其遗址面积相当于北京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左右。此外，唐代佛塔大多采用砖石建造。包括：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广州怀圣寺光塔和大理崇圣寺三塔等。中国现存唐塔均为砖石塔。现今遗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仅余佛光寺大殿，南禅寺大殿等四座。最早的南禅寺大殿建于建中三年（782年），已属中唐。初唐的建筑只可从敦煌壁画及同时代日本建筑窥得一二。
宋代建筑
编辑
主条目：宋代建筑
开封铁塔
宋代的建筑标准守则对施工方面已经有很详细的描述。譬如李如圭于公元1193年模仿《尔雅·释宫》编写的《仪礼·释宫》。宋朝都料匠喻皓在公元965年 至公元995年间著有《木经》三卷。他在开封负责一座木塔的建造，可是该木塔被大火烧毁，后来由铁塔所取代。当时因为他的著作与富商的工艺有关而被认为学术水平低，导致该书籍不被官方记载。虽然木经已经失传，仅在沈括在1088年所编写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有简略记载，并且赞扬《木经》的作者。可是数年后，李诫编写了《营造法式》，成为全国建造楼房的标准。虽然唐代已经有其他类似的文献，譬如《唐令》中的《营缮令》，但李诫的营造法式仍然是现存最古老的中国建筑施工守则。
随着宋太祖复兴佛教，很多破旧的佛寺被修复、重建与扩建。譬如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德清云岫寺、义县奉国寺。它们都秉承了唐代佛寺建筑以中轴线为主体布局。佛塔在东汉前期随佛教传入中土，虽然中唐晚唐五代时佛教一度式微，但宋代复兴佛教，因此仍然有不少佛塔的兴建。由于佛塔来自印度，为避免与皇帝城内的鼓楼与城楼作比较，大部分高的佛塔常见于郊外。
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落成的安济桥，又名赵州桥、大石桥。该桥属节段性拱桥，它启发后来朝代的桥梁工程，如建于宋朝类似结构的永通桥。
唐代以来，各地学院都设立孔子庙。宋朝的学院则增建了东庑、西庑、光贤祠等祭祀建筑。庑是指走廊、廊屋。一般的都建有大成殿，殿内设孔子像，东西庑则设有孟子像等等。“大成”一词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也”，意指孔子整理三代至周公的学问，是集大成的学者。以此为建筑命名，来突显孔子庙的特质。另外，如果曾经得到皇帝的诏书，学院会兴建御书阁。譬如平江府学的御书阁，前身为六经阁，邻近池水，是一座两层重檐式建筑。后来被毁，重建为三层高的御书阁。
宋代园林中的个体建筑与群体形象都是千变万化，从现存的宋画中可以看得出来。譬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见到一字形、折带形、丁字形、十字形、工字形等布局，造形各异，如架空、覆道、两坡顶、九脊顶、五脊顶、平顶、平桥、廊桥、亭桥、十字桥、拱桥、九曲桥等等。倚山临水、架岩跨洞都是落院的基本模式。
元代建筑
编辑
主条目：元代建筑
元代建筑多用白色琉璃瓦，为一时代特色。
明清两代建筑
编辑
主条目：明代建筑
天坛
长城
故宫
承德避暑山庄
颐和园
近现代
编辑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化
十九世纪晚期基督宗教在华推行本色运动。当年教会常被指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工具，因此教堂和西方传教士成为攻击目标。教会觉得应该结合中国文化传道，摆脱与西方传教士的从属关系，因此提出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观念，以消除与民众的隔阂，使基督宗教在中国扎根。1924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委宗座首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徐家汇大堂召开第一届中国主教会议（教会史上又称上海公会议，自5月14日开至6月12日），大会主题是要求建立一个正常的、自由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会中研讨适应中国地区之传道方向，给中国教会制订了一套全备的传教典章，为中国教务竖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议中主教们决定了把中国奉托给圣母照顾保护，并奉圣母为中华母后，事经圣座核准施行，会议开幕时举行了隆重的奉献典礼，会后又由总主教率领数十位主教及神父赴佘山朝圣，向天上母后举行再奉献礼。[8]其时有不少外国建筑师在华工作，他们开始以西方技术结合中国传统形式建造教堂，以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香港便出现多幢中式教会建筑，包括了华南总修院、道风山、玛利诺神父宿舍、圣马利亚堂和圣三一堂。[9]
在大庆油田的快速建设和大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夯土版筑技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思想意义。[10]（p. 55）“大庆精神”体现了人民为实现国家目标、自给自足、艰苦奋斗、城乡统筹的深切关怀。[11]（p. 3）大庆的城乡景观被认为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体现，因为它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距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距。[11]（p. 3）
借鉴大庆经验，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鼓励推行夯土建筑。[10]（p. 55）从1964年开始，毛泽东倡导“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10]（p. 55）在中苏关系破裂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规划人员避免使用苏联式的预制材料，而应秉持无产阶级精神，使用夯土进行现场施工。[10]（p. 55）中国共产党当时提倡使用夯土建筑，认为这是一种中国本土的低成本建筑方法，对技术要求不高。[10]（p. 55）
1973年至1976年墙体改革运动之后，钢筋混凝土、砖填充和预制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多，并在《建筑杂志》等出版物中得到推广。[10]（p. 56）
2014年，大同市开始重建大同古城墙和传统建筑，虽然当时遭到了市民的质疑和反对，但后来许多人称赞市长恢复了中国传统美学。[12]自1600年前的北魏开始，大同一直是一座美丽的都城。辽金两朝，大同持续繁荣，并在明朝重新成为重要的战略中心。[13]